胡适晚年在台湾，一次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最痛恨也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胡适。
胡适去世那天，蒋介石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一定要谈胡适，那么这个词——“容忍”。胡适曾经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的一生，无论事业还是感情，都是在不断容忍中成就的。
他的人格也因此而伟大不朽。
1895年，一位母亲带着小孩来到了一家私塾。
私塾老先生看了一眼这对母子，母亲还是个小姑娘呢，看着20出头的年纪，眼睛里有些羞怯，却又闪着坚毅的光。
旁边的孩子还小得很，也就3、4岁的样子。
母亲开口道：“先生，我是绩溪胡铁花大人的妻子，这是我们孩儿胡嗣穈。穈儿来，快叫先生。”
那小孩脆生生地叫了声：“先生！”
老先生皱了皱眉道：“夫人，孩子还太小，过一两年再送来读书吧。”
“不，先生对不住，我家官人刚去世，遗愿就是穈儿能好好读书。请您一定要收下，学费我已经备好了。”说着，她拿出了12个银元。
老先生一惊：“我这儿的学费一年只要两个银元，你拿这么多做什么？”
“我家穈儿早慧，我可以多交学费，麻烦先生了，请一定要多多优待。”
就这样，不到4岁的胡嗣穈进入私塾，和7、8岁的大孩子一起听书。因为太矮，特意给了他一张高凳子坐，但是坐上去了就下不来，还得大人抱下来。
如果不是母亲如此坚决，这名小孩可能再过几年就会像他那些大他很多岁的哥哥一样，外出学做生意，成为一名徽商。
但他的母亲不愿意——这位没读过书的裹脚妇人，20出头就嫁给50多岁的官员胡传，胡传娶过两位太太都早逝，留下一群已经成人的儿女。
这样的晚娘是不好当的。家中顶梁柱去世，她只有一个心愿：自己唯一的孩儿能够读书成才，当圣人。
母亲对他说：“穈儿，好好读书，你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你长大，要当圣人的。”
他那么小，还不明白什么是“圣人”。但只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在学堂里，其他孩子听书喜欢开小差，只有他一个人坐得端端正正；其他孩子课余就疯跑疯玩，只有他还坐在座位上读书。
他读的是儒家传统的启蒙典籍：“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因为小小年纪就一副严肃认真的学究样，同学和乡人都戏称他为“穈先生”。
小孩天性爱玩，但小嗣穈却能忍住。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但他还记得父亲对他说过，他是注定要念书的，不能去做生意。
他需要忍住贪玩的冲动，需要容忍大他好几岁的孩子对他的嘲笑，以及经商养家的大哥听说他要读书时的一声冷笑：“呵！要读书？”
这名小孩将在这个学堂里读九年书，然后到上海读中学。在学堂里，老师给他起了个学名叫胡洪骍。在上海，他二哥又给他起了个日后会传遍全中国的名字——胡适，字适之。
而他需要忍的，不会随着成年减少，反而会变多。
1910年的一天夜里，一名19岁的青年在上海街头游荡。
他明显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嘴里也喃喃地在说着什么。
暴雨突降，把这名青年淋得一身狼狈，廉价的长衫湿透了，往下滴水。
他抬手拦住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就开始呼呼大睡。
马车夫一瞧，这人都醉倒了，于是把车拉到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把青年身上的财物一扫而空，将青年推下车。
不多会，一名租界巡捕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青年，过来踢了踢：“喂！没死吧！”
青年醒了，挣扎着站起来，借着路灯一看，是一名巡捕，于是大骂：“外国奴才！”
巡捕大怒，上前就是一拳，两人扭打起来。
第二天，青年在巡捕房里醒来，才恢复意识，发现自己满身泥污，脸上还有伤，后悔不已。
“胡适，你怎么能如此堕落！”他在心中痛骂自己，开始反省自己一年来的放荡生活。
原来，胡适在上海公学里，和一群同学一起联名反对校董事会擅改校规，缺乏民主精神，并为此宣布退学。
退学之后，胡适和同学们另寻地址，想要建立新中国公学，却最终因资金不足而失败。
办学不成，又不愿意回到旧公学，胡适只能留在上海找了份教书的营生。
眼看着自己泯然众人，胡适心中非常苦闷，于是开始借酒消愁，甚至交上了一群狐朋狗友，整天寻花问柳。
这天他又一次喝醉酒，才有了和巡捕打架的这场闹剧。
清醒过来的胡适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他决心改变这种生活状态。
恰巧此时，庚款留学项目又开始招生，胡适决定参加选拔，去美国留学。
青年要学坏、要堕落很容易，要从堕落中浪子回头，却很困难。面对着大千世界的诱惑，人心可谓易放难收。
胡适却在一场闹剧之后悬崖勒马，忍住了继续放纵的欲望。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走出舒适区”，用来指人能够改变自己的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却迎接陌生的挑战。
胡适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而接下来的道路虽然通往光明，却仍不平坦。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段子，说胡适在留学时常常打牌，连日记里都经常写着“打牌”，还曾在日记中责骂自己：“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如此懒惰！我立志不再打牌！”可第二天又接着写下“打牌”。
听起来很搞笑，可惜这是假的。
实际上，胡适在留学期间的日记里很少写到“打牌”，更多的是记录当天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新的收获，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
不比现在很多上了大学就开始“养老”的大学生，胡适的留学生涯非常忙碌。除了读书，他还要赚钱养家。
他在美国读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农科。为什么选择农科？原因很简单，康奈尔大学的农科专业学费全免，胡适可以省下一部分官费，寄钱回家。
别忘了，这时候胡适已经是个20出头的青年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几位兄长经商不如意，胡适也需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在康奈尔大学，胡适很忙，忙着演讲、写文章，可并非为了表达意见，而是为了演讲费、稿费。胡适在日记里叹息，为了赚钱养家已经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
幸好后来又申请到了另外一笔奖学金，胡适才终于能够摆脱这些营生，专心念书。
美国大学生喜欢办舞会开派对，男女生之间也经常到对方宿舍窜门，简直不算事儿。
胡适可好，跟出家人似的，极少参加舞会派对，认识的女生没有几个，更别提上女生宿舍窜门去。
进了康奈尔一年多，他才第一次因为有事上了趟女生宿舍楼，当天还在日记里感慨自己入学这么久都没去过女生宿舍，真是不近女色、专心念书。
凭着一股一定要学成归国的韧劲和刻苦忍耐的拼劲，最终拿到康奈尔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才有了日后的“暴得大名”。
那个年代和现在一样，也有许多把出国留学当成旅游的留学生，胡适在留学之前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非留学篇》，指责许多留学生数典忘祖，去留学不但没有学到真本事，还把祖国给忘了。
《大学》曰：“故君子慎其独也。”胡适孤身一人负笈海外，是“忍”字的克己和勤奋的内涵，让他和当时以及现在的留学生有了不同。
家境不好，祖国又正在忧难之中，但美国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却容易让人“乐不思蜀”。这么多让人分心之事，需要多大的忍劲才能专心学业，胡适最清楚了。
回国之后，胡适立刻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开始投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和普及白话文，让这位20多岁的年轻博士一夜之间名满中国。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之后，胡适被骂的次数可不少。面对被骂，胡适晚年的时候曾经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未生气，相反我很欢迎。”
当时的北大，集聚着《新青年》的一批年轻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再复、李大钊，一片欣欣向荣之貌。但也受到守旧派的猛烈抨击。常言道，就怕流氓有文化。骂人的人如果段位很高，其实更加棘手。
而骂过胡适的人中就有一位高段位的——古文大家林纾，因为用古雅的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而扬名。
林纾骂人的方式也不是直接开骂，而是写小说，他写了两篇，一篇叫《荆生》，里头有个“美洲学哲学”的人叫“狄莫”，暗指胡适；一篇叫《妖梦》，又把胡适写成“副教务长秦二世”。
在《荆生》中，胡适的结局是被巨人踩死，在《妖梦》中，胡适则是被阎罗王吃掉，总是没有好下场。这种不带脏字的骂人确实恶毒得很。
林纾之所以能写这些小说，是因为北大的学生张豂子在给他通风报信。胡适知道后，不但不生气，还来找这名学生，要他给《新青年》写文章。
钱玄同不理解，问胡适：“干嘛要用他的文章来玷污了《新青年》？”
胡适说：“我想可以转变他，为我们所用，再说他的文章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材料嘛！”
钱玄同笑了，说道：“适之，你就是同这个旧社会太过周旋、太过客气了！”
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天天想团灭敌人的战士，那么胡适却是想感化敌人、转变敌人的传教士。或者说，胡适也不认为有谁是他的敌人——大家只是意见不同而已。
这种忍让并非妥协，而是对人与人不同的理解与悲悯。也正是这种忍让，使得胡适从来不会走到极端的道路上，而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中流砥柱。
在乱世能够容忍敌人甚至想感化对方，这是何等胸襟与气度！
1924年，军阀乱战正告一段落，北京的段祺瑞想召集各界人士，开一次善后会议，商讨如何实现和平。
胡适就在受邀之列。
许多人劝他不要去：你就是一个文人教授，干嘛掺和政治呢？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阴谋？
胡适却不以为然：“总该有人出来做些什么吧？就算别人不理解我也没关系，我相信这不是一个阴谋。”
胡适要参加善后会议的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许多激进的学生在报纸上开骂，认为胡适是在帮助军阀、助纣为虐。
年轻的学生骂起人来可就不会像老先生林纾那么客气了，都是直接斥胡适为“卖身于段贼”、“认段祺瑞为父”、“军阀帮凶”等等。
胡适对这些言论，从来没有公开反击。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之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有时见人骂我，反倒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因为被骂而感到欣慰的，恐怕也只有胡适一个了吧！
胡并不是不在乎被骂，实际上很在乎，因为他不但仔细看了报纸上骂他的文章，还把精彩段落选出来做剪报，贴进日记本中，作为研究材料。
日记中就看得到他对骂自己的文章的评点：“这个骂法很有意思！”“这个说法很好！”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强的忍耐力和极高的道德修养。陈独秀曾经说过，凡是与我们不同的，都是错的！胡适却从来不会这么说。
他只会默默扛下所有对他的谩骂攻击，然后又卸下，无论追求真理与救国的道路上还有多少明枪暗箭，都坚定地迈出脚步。
1936年，鲁迅去世，这位生前骂人无数的大文豪，死后既得到了怀念和敬仰，自然也招来非议甚至诋毁。
有位作家叫苏雪林，也跟着起来痛骂鲁迅，公开说鲁迅是“阴险无比、人格卑污无比的小人”、“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等等，还为胡适抱不平——因为胡适也挨过鲁迅的骂。
她写了封长信寄给胡适，想求得胡适的关注和回应。结果得到的胡适回信，却没有支持她的谩骂。
胡适写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鲁迅骂胡适，其实也有许多过于刻薄的话，如说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尤其让胡适伤心。
但伤心归伤心，胡适依然不肯因此诋毁鲁迅。甚至他还在信中为鲁迅抄袭日本学者一事作证，证明鲁迅的书并不存在抄袭，替鲁迅摘掉被冤枉的帽子。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胡适并不是玩世不恭或者不食人间烟火，才对别人的骂无所谓。不，他也有充沛的感情，也会因为他欣赏的人骂他而伤心难受。
但他修养太好了，好到当有人将这种负面情绪转为攻击性时，胡适却依然忍耐、忍让，不忍心对别人半点伤害。
1922年，虽然清朝已经灭亡了十年，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例》，16岁的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
这一年，宫里装上了电话机，溥仪觉得很有趣，想试一试，却不知给谁打电话。翻了一下号码本，他看到了胡适的名字。
溥仪前几天才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很喜欢他的白话诗，也想见一见这位大名鼎鼎的胡博士。
他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胡适还真的就进了宫，和溥仪见面聊了半小时天，内容不外乎是寒暄、新文学之类，最后胡适还答应溥仪，有需要的新书买不到的可以托他在宫外找。
没想到消息传出去，竟引起轩然大波。
“胡博士给皇帝下跪啦！”“宣统给胡适当官封爵了！”无稽之谈一时间传播开来，连一些朋友都责怪胡适不应该贸然去见皇帝。
胡适却不以为然：“我见面只是鞠躬并无下跪，也只聊了些文学，更没有封官之事，他既然要请我，我为何不能见？”
对于骂声，胡适仍然付之一笑。在别人看来，溥仪是末代皇帝，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怪物，碰一下就要出问题。
但在胡适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青涩少年，戴着近视眼镜，渴望自由却被宫墙束缚。
胡适还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的同情并非不讲立场，他仍然反对帝制、呼吁民主。但他知道，在大时代面前，溥仪也只是个小人物。
偏见和愤慨总是很容易占据人的头脑，胡适却能够忍住对末代皇帝的偏见，不把他当成君主专制的化身，而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这种忍让之心，是他时代的大悲悯、大情怀。
不怕骂的也不止胡适，但是被骂，终究还是口水之战，如果伤及性命，恐怕许多人就会畏缩不前了。
胡适却没有畏缩。对他来说，自由地说出想说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结果是被骂还是被杀，都是后话。
1929年，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上海有代表提出议案，主张只需要省级或中央党部的纸质证明，法庭就应该将一个人定为反革命分子。
胡适一听，气炸了肺，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司法院院长，也是他的老相识王宠惠写信。
他痛斥道：“法院可以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纪，那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
除了寄给王宠惠，他又抄了一份发给国闻通讯社，打算公开发表，结果被扣下来了。
几天之后，胡适在自己的阵地上打响了战争——在《新月》杂志上，他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开骂国民党，斥其“保障人权”的说法虚伪空洞。
以胡适的影响力，这篇文章一出，国民党当局确实脸被打得生疼。写文章比不过你胡博士，耍权力难道还不能赢你？于是，当局通过教育部，给胡适下了一道“警告令”，想要恐吓一下他。
没想到胡适拿到警告令的文件一看，竟然开始给它改错别字！改完错别字又改语病，把文件给捋了一遍后，又写了一封信，指出这道警告令中给胡适加的罪名自相矛盾，含糊笼统，令人无法接受，于是退回。
本来想发令吓吓胡适，居然被他封还退回了，当局的脸可丢大了。
而且胡适还更猛了，退还警告令不久，他又在《新月》发表文章，这次直接点名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是“反动分子”，直指国民党是“反动派”！
当局只好组织一批专家学者，专门写文章批判胡适，集中起来出了一本《评胡适反党义近著》；胡适也不甘示弱，把批判国民党的文章也汇集起来，出版《人权论集》。
阳谋搞不过，只能搞阴谋了。于是当局给《新月》安了罪名，查禁了这本杂志，还把撰稿人罗隆基抓了起来，经胡适多方营救才救出来。
这段时间中，胡适也收到过死亡威胁，也有人让他闭嘴，否则将有报复。但他都不以为意。
“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而他绝不退让。
胡适也是凡人，凡人都贪生怕死。但胡适却能忍住怯弱与退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胡适虽然议论政治，但曾经发过愿，一辈子不当官。1938年，他终于打破了这一戒律，出任人生第一个官职——中国驻美大使。
这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最难当的官。
此时，抗日战争正节节败退，国内、国际上都有悲观的声音，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
而胡适肩负着的重任，在于争取美国的贷款援助。如果不能显示出中国有战胜的信心，美国人怎么会愿意贷款给一个失败的国家呢？
胡适本不愿当官，却在这时挺身而出，要当最难的官。他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但要留住青山，谈何容易？上一任驻美大使是有多年外交经验的老手，都没办法争取到贷款。外交零经验、政治空履历的胡适，又怎么能够不辱使命？
但胡适自有他独特的优势——他那好到爆棚的人格魅力，不仅征服了美国民众，连罗斯福总统也为之倾倒，两人建立起私交，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他主张诚实外交，不玩弄技巧，也在美国社会赢得了极大的好感。
因此，上任不久，胡适就拿下了“桐油贷款”，解了国内抗战的燃眉之急。
胡适还要经常到各地演讲，以表达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唤起国际的信心。熟悉美国历史的他经常在演讲中引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英雄故事，以求引起共鸣。
1942年的前四个多月，他就“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胡适的身体，他的心脏病时时发作，可他却不敢耽误工作。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
在胡适肩上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能不能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中国抗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时候选择出任大使，胡适是勇敢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可他并不自认英雄，如同在他自己写的小诗中所道：“已是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他只是用他一贯以来强大的忍耐力，克服所有的困难和非议。
胡适的“忍”，是容忍，是宽容，是对异见的忍让和对困难的忍耐。
当今的我们，喜欢讲胜利，讲竞争，把社会当成丛林规则的战场，大肆拼杀；喜欢怼人，喜欢撕逼，无论网络还是现实，到处充满戾气。
胡适的精神实在太稀缺了。
再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面对敌人依然微笑、平和、讲道理，用博大的胸襟反省自己，宽容众生。
也再没有人能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平复浮躁的社会风气。
愿天再降胡适之，这个世界才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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