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越翻越薄的历史。”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志叹息，海南仅存的4名“慰安妇”幸存者均已过90岁。这是她们在人世的最后时光。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二战期间，全球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就占了至少20万以上。
王志凤老人说，假若还能见到曾经伤害她的日本人，她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现在上哪找他们去？”记者问她，是否会接受这些日本人后代的道歉。“我会接受，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的爸爸、爷爷曾经做过什么。”她说。
黄有良老人终究没有等来她大半生都希望得到的道歉和正义。
一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小瓦房，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人生旅途中的“最后舞台”。
在平静中，饱受屈辱与沧桑的老人12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家中，眼望着漏雨的屋顶，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90岁。
黄有良的离世在当地并未掀起波澜。
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她的葬礼在乙堆村举行。
灵堂设在小儿子胡仁富家中客厅，一个大约两米长的木质灵柩摆放在地上。五名亲属围绕着黄有良的灵柩不停哭泣，灵柩前的桌子上摆放了五个小碗和当地生产的地瓜酒。
屋外摆放了一排花圈，包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代表送的花圈。
除了亲属，还有同村三四十位乡亲，以及上述机构五名志愿者和几名记者、一名当地官员出席了她的葬礼。
下午两点半，老人被葬在离家200多米远一处空地上。
随着黄有良老人离世，中国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其中，4人生活在海南。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在黄有良离世前的一星期，新华社记者探访了老人，见证了她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黄有良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40公斤，生前已经不能下床，只能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屋内物品、家具并不多，一张木桌上零散放着三个塑料盆和一双碗筷等生活用品，墙上一根细绳上挂着几件老人的衣服，拐角处一架轮椅已落满灰尘。
一天中大多时候，黄有良在呆坐中度过。“我老了，在等死，没有什么办法。”黄有良说。
卓天妹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宿风村的家中(8月2日摄)。
另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卓天妹今年92岁，家住本号镇宿风村，距黄有良家约50公里。卓天妹长期卧病不起，神色如死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12天前，傍晚时分，当看到记者的镜头，卓天妹试图坐起来说些什么，但她的喉咙里总有一口痰卡着，喃喃自语了几句黎族方言后，便没有了力气，很快躺下。儿媳陈玉琼说，几天前老人气喘加重。
“这是越翻越薄的历史。”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志叹息，海南仅存的4名“慰安妇”幸存者均已过90岁。
这是她们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从1993年起，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开始实地调研并记录日军侵琼暴行，“慰安妇”幸存者才开始走进他的视野。
这段屈辱往事，似乎是“慰安妇”幸存者们回忆的禁区。
符和积调查记录黄有良的“慰安妇”经历时，她一直缄默不语，只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才鼓起勇气，道出往事。伤疤被撕开后，黄有良痛哭流涕，数夜难眠。直到那时，儿子才第一次知晓，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曾在电影中看到的“慰安妇”。
据 符和积耗时三年撰写的《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记载，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 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日军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邻居家。找不着人的日军就对她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转过年，日军将她抓进 了“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暗 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逃离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 的黄有良和其父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她才敢回到家乡，后来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丈夫。
“他知道我的过去，一有气，就打我，骂我。”她说。
据卓天妹的儿媳介绍，卓天妹“进去”了四年。除充当“慰安妇”外，还要给日军挑水、洗衣、煮饭。在强暴、殴打、劳累、饥饿的多重打击之下，卓天妹的身体终于被击垮。直到日本战败，她才回到家。彼时，父母都已离世。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二战期间，全球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就占了至少20万以上。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使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针对外国女性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令人发指。
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由于媒体采访和外界关于“慰安妇”的调查，她们的“慰安妇”的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晓。
1940年，王志凤在澄迈县山口村家中被日军强掳，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一年后，李美金在澄迈县茅圆村被掳，关押在日军设在隔壁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日军投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位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远嫁到了土龙村。
家住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91岁的陈连村身体状况略好一点。虽然她还能做家务，但单靠自己，再也走不出自家大院。天黑之前，她都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儿子将老人卧室里的电视机搬走了，因为母亲看到电视剧中的日本鬼子依然感到害怕。
“看电视剧时都想打日本鬼子。”他坦言，自己很少买日货，除了经济原因，更多是因为对侵略者的恨。
王志凤老人偶尔会喃喃自语。老人说，假若还能见到曾经伤害她的日本人，她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现在上哪找他们去？”
记者问她，是否会接受这些日本人后代的道歉。“我会接受，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的爸爸、爷爷曾经做过什么。”她说。
当年最早一批开展海南“慰安妇”调查的符和积已经68岁了。他不知道今年五月份另一位赴日上诉的“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已经逝世。
“还有一些健在的，只是年岁已高，记忆模糊了。这是不该忘却的记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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