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广东医科大学发布了一篇迎新推文。
文章中写道：
“9月4日，广东医科大学2022级4400多名本科新生在湛江、东莞两校区报道入学。年龄最小新生15岁，年龄最大28岁，形成最萌年龄差。”
最小的新生一般会被称为“神童”，但那位最老的新生，却只能自嘲为“阿姨”。
她的名字叫汤玲中。
28岁，很多人谈婚论嫁的年纪。
汤玲中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她以一名留学机构创办人的身份，重新站上了高考的考场。
在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汤玲中还在给自己的学生上网课，她回忆道：
“平时我对这些学生都比较严厉，他们也不会跟我闲聊，但是高考前一天快下课的时候，他们突然跟我说：老师加油！我就觉得很惊讶，又很感动。”
6月7-9号，是广东高考的日子。
10年前，她也曾坐在考场里，书写自己的未来。那年18岁的她，认为人生有无限可能，“我要站在一个最好的起点，去开启自己人生最美好的篇章。”
如今28岁的她，重新回到考场，心态却已完全不同，就像在高考前一天，她还在为留学备考的学生们上着网课。
兜兜转转十年，再次通过高考回到校园求学的她意识到，学习已经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了，“我并不是说要靠它去改变什么东西，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寄托太多东西。”
去年3月，汤玲中的工位上多了很多教辅资料。
在给学生上课间隙以及下班时间，她都会拿出复习资料学习，放下了10年的物理和数学，她也会跟着网课认真地从头学起。也正是从这时起，朋友和家人才意识到，汤玲中说她要重新高考，应该是“玩真的了”。
“我父母一开始就觉得我是考着玩的，就没有想过我真的去考了，考上了还会去读。”
在世俗约定的人生轨迹上，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里都有着不同的任务。
从读书升学到成家立业，“打破常规”对于许多人来说难以想象，因为这意味着脱离成长秩序的“离经叛道”。
汤玲中很清楚这一点，为了减少外界的压力，她没有把重新高考的想法告诉太多人，而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让汤玲中的高考备战有了更为清晰的规划：
“第一轮复习，我会把所有知识点都过一遍，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些地方，然后第二轮就开始做题，最后一轮就是考前一个月，让自己去做一些模拟卷。”
因为汤玲中十年前的目标就是中山大学或南方医科大学，所以她最初的高考目标是拿到600分，但当复习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她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复习，汤玲中几乎隔绝了一切娱乐社交，每天除了上课，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复习，但当复习到第二轮时，她越来越感觉到，有时候越努力，就越容易陷入困境：
“几乎隔一段时间，我就在朋友圈去呐喊关于物理的痛苦，因为真的我高中物理也不是强项，就特别难受，就在一个不断否定自我的循环，甚至觉得我是真的不合适再去学习。”
除了理科习题的艰深难懂之外，汤玲中还陷入了“目标虚无”的极度焦虑中：
“28岁再求学，我到底是为了获得一份缺失的学历？还是因为自己真的是想要去学习医学？”
在很多次回家的路上，汤玲中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青春期的迷茫感也仿佛再次上身，复考之路已经走了一半，是放弃还是继续？
这成了摆在汤玲中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时候，汤玲中会把把自己的压力和烦恼向朋友倾诉，大家也愿意给出她各种各样的建议。
在朋友们看来，高考不应该成为汤玲中人生里的一种“执念”，即使最终考不上理想的大学，这也会是人生旅程风景中的一个站点，而时间终究会带走一切，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违背初心。
渐渐地，汤玲中也想通了关于目标感的问题：
“18岁时候的自己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要在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展开，也会更在意学历，但是现在28岁的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学习只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也不需要靠它去改变什么。”
在这个自洽的过程中，她更加明确了自己重新高考的目的，那就是想系统性地学习医学知识，而并非一定要和能否考上哪所学校不断较劲。
在后面的复习中，汤玲中开始“战略性放弃”一些难题，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心态，并非事事追求完美和极致，她总对自己说“尽人事、听天命”。
“一个关于艾滋病村庄的纪录片，我当时就感觉特别震撼。明明是一些普通人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却因为他患病，就会受到歧视，彻底影响了他整个人生。”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汤玲中开始对艾滋病、对医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等上了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脑科学这一块，都是和人体相关的，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人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这让我感觉很感兴趣。”
汤玲中的老家在江西，但她从小和父母在东莞长大，学习成绩也一直都很优异。
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成绩名列前茅，学校承诺可以帮她解决在广东异地高考的问题，所以全家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临到高考前夕，意外发生了。
“我当时高中成绩还挺好的，应届生里面我一直都是第一。那天我还在学校正常备战高考，然后突然我妈妈来到了学校，她很生气，说我就知道你们学校搞不定什么的，最后就把我带走了。”
从那一天后，汤玲中再也没有回到那所高中读书。
她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了一次不可逆的转折，那些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的基础医学专业，也从自己的愿望清单中就此划掉。
和家人商议之后，汤玲中放弃了国内读大学的计划，开始准备出国读书，“整个人就泄劲了，也没有考大学的心情，然后看到别人这么拼命，心里还有点失落。”
从汤玲中记事开始，“高考”就是家长和老师口中的高频词汇，在她的心里，高考也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情，它代表人生的一个跳板，也是通往梦想的一扇大门。
但在高考前两个月选择“放弃”，不仅十几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全家人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我会觉得很遗憾，最后没有办法跟同学们一起去努力到最后，12年寒窗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错失高考后，因为欧美的留学费用过高，家里无法承担，所以汤玲中选择了前往日本求学。
到了日本之后，汤玲中才发现，原来众人眼中羡慕的留学生活，其实无比心酸：
“到了日本，我就感觉到比较煎熬，因为在留学生这个群体里，如果你特别努力的话，其实反而会有点像异类，所以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这种感觉。”
在日本求学，汤玲中需要先上一年多的语言班，在这里她没有朋友，每天都是和功课作伴，偶尔看到手机里国内朋友发来的新鲜大学生活，这让她感到了些许的刺痛：
“我们会有群聊，然后听他们讲述大学生活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跟他们已经脱轨了，那种人在国外的孤独感会非常强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大学，心里就很迷茫。”
在日本学习语言一年半后，汤玲中被名古屋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录取了，原本以为一切就会顺利起来，但汤玲中没想到的是，两年后，自己又一次不得不选择退学。
“刚开始我选了很多那种医学相关的课，虽然是选修，但是我总是能做的特别好，而且特别快乐，但要是上一些有机化学的主业课程，我就很有落差感，觉得是很机械在应付考试。”
也正是从这时起，汤玲中发现自己内心里，那一个关于“医学的梦”依然滚烫。
于是，她决心重新考取医学专业。
“大二的时候有一门课，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一个学期都没怎么去学，因为我在重新备考，但是我发现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能做，然后根据他的考点我都能考过，我就觉得这样的课程真的很没有意思。”
然而，令汤玲中备受打击的是，在日本重新参加的几次考试，不是因为托福成绩不过线，就是因为数学成绩不达标，最终都与理想的大学擦肩而过。
留学期间，汤玲中一直都没有交到特别要好的朋友，每年除夕，她都会和朋友开一个群视频，大家一起庆祝新年。
2016年，汤玲中的朋友们都陆续大学毕业，开始在国内找工作，当时还在读大二的她，已经煎熬到了某种极限，她准备回国了。
有时候，汤玲中会想，如果当年没看那个纪录片会怎样？
“也许我不会对医学这么感兴趣，我可能十年前就去了江西理工大学，我可能也不会在日本焦虑抑郁，我可能也不是现在的我……”
为了一个学医的梦，汤玲中在考大学这件事情上，已经兜兜转转走了十年。
今年8月，她已经被广东医科大学护理专业正式录取。
“很多年的遗憾被弥补了，很开心，但好像又没有18岁那样开心，就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抑制人们表达情感的能力。”
进入大学后，认识了许多新同学，汤玲中也有了一些全新的感受。
“有很多新同学在群里咨询一些问题，我才会想到，原来现在00后的思维都已经这么超前了，比如说他们问我，未来的就业形势怎么样？如果出去实习是抽签还是自己找？这让我很意外。”
也许，现实的严峻态势已经从社会传入校园，让许多刚刚成年的大学生，都提前开始为四年之后的出路谋划。
就像在有些人看来，汤玲中28岁又去考大学，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逃避”，但事实上，这是一场理想主义的“进击”。
从日本回国后，汤玲中先是做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后期觉得压力过大不太适应，又尝试自主创业，创建了一家留学教育的私塾。
起步时，汤玲中把广告发到了贴吧上，后来真有一批家长前来实地考察，“最终有两个学生报了名，我还问了他们原因，他们觉得我们小班人数少，会比较有教学质量保证，然后觉得我们这边老师们比较年轻，善于沟通。”
刚刚创业不久，汤玲中的私塾就遭遇了疫情的冲击。
“疫情以来，就是没有怎么招到学生，很多学生都放弃了出国留学，还有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很多在日本私塾他们都往国内开了，所以就竞争也变得激烈了。”
行业遇冷，汤玲中一直靠自己的积蓄来为公司输血，苦苦支撑。
但如今，她的私塾也已经步入正常运营的轨道，这让她感到了莫大的欣慰，谈到未来，汤玲中说目前最想做的事情是转专业，从护理专业可以转到基础医学。
再往后的生活，她还没有做太清晰的规划，“不知道，随遇而安吧，但我至少知道了，自己这辈子最喜欢的是什么了。”
汤玲中说：
“我觉得生命这种东西非常奇妙，就是在很多司空见惯的东西背后，其实蕴藏着很多严谨复杂的原理，我很想了解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和行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等等，这些背后的机体原理是什么？”
身处在生命之中，汤玲中更像是一个游荡者，她在寻找生命奥秘的旅途中，一路跌跌撞撞。
那天，看着窗外飘荡的云，她突然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十年也不会太晚。我最怕的是，再过十年，当我38岁了，就再也没有勇气去高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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